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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1874年7月，维也纳

    夏天最深的时候，维也纳像一个被放在炉子上慢炖的锅。热气从石板路的缝隙里蒸腾上来，扭曲了远处的景物。人们懒得说话，懒得走路，懒得生气。连街上的狗都趴在阴凉处，伸出舌头，一动不动。

    雅各布·科恩的咖啡馆里装了一台新的风扇。不是电动的——电还是稀罕东西。是手摇的，一个铁架子上面挂着几片布，费伦茨用他唯一的那只手摇一会儿，就满头大汗，比不摇还热。

    “这破玩意儿，”费伦茨把风扇推到一边，“还不如不开。”

    “那就别摇了。”雅各布擦着杯子。

    “你不热？”

    “热。但热又不会死。”

    费伦茨叹了口气，坐到角落的椅子上，用帽子当扇子。他今年六十二岁了，虽然身体还算硬朗，但毕竟少了一只胳膊，做起事来越来越吃力。

    “雅各布，”他说，“你有没有想过再雇一个人？”

    “雇谁？”

    “随便谁。一个年轻小伙子，帮你擦杯子、煮咖啡、摇风扇。”

    “没钱。”

    “你不是每个月都给那个孤儿院的孩子送钱吗？”

    “那是两码事。”

    “怎么是两码事？你把钱给别人，自己却舍不得雇人。”

    雅各布放下杯子，看着费伦茨。“你是想辞职？”

    “不是。我是觉得你太累了。”

    “我不累。”

    “你撒谎。”

    雅各布沉默了。他知道费伦茨说得对。他确实累。每天早上五点起床，晚上十一点关门，中间几乎没有休息。以前年轻，扛得住。现在二十三岁了——二十三岁不算老，但这几年下来，他的腰已经开始疼了，眼睛也经常酸涩。

    但他不能停下来。停下来，咖啡馆就倒了。咖啡馆倒了，保罗就没人管了。保罗没人管，他就不知道自己活着还有什么意义。

    “我再想想。”他说。

    “你想了三个月了。”

    “那就再想三个月。”

    费伦茨摇了摇头，不再说话了。

    七月中旬，维也纳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。

    皇帝弗朗茨·约瑟夫在美泉宫接见了一批“失业工人代表”。代表们穿着借来的干净衣服，站在皇帝面前，战战兢兢地念了一篇稿子，大意是“陛下英明，陛下万岁，请陛下赏口饭吃”。皇帝听完，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：“朕知道了。”

    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

    工人们走出美泉宫，站在大门口，面面相觑。

    “他说‘知道了’，”一个工人说，“‘知道了’是什么意思？”

    “意思是他知道了。”另一个工人说。

    “知道了然后呢？”

    “然后？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”

    伊洛娜以《新自由报》记者的身份采访了这几个工人。她写了第二篇关于失业问题的报道，标题叫《知道了》。文章的最后一段是：

    “‘朕知道了。’皇帝说。工人转过身，走回没有食物的家，走回没有煤的炉子，走回没有希望的明天。皇帝知道了。但知道了，然后呢？”

    贝尔塔读完稿子，沉默了很久。

    “这篇发了，你可能会被请去喝茶。”她说。

    “什么茶？”

    “警察局的茶。”

    “好喝吗？”

    “据说很难喝。”

    “那我不喝。”

    贝尔塔笑了。“你越来越像我了。”

    “像您不好吗？”

    “像我不好。我得罪过太多人，活不了多久。”

    伊洛娜看着贝尔塔的脸。那张脸上的皱纹比去年多了，眼袋也更重了。咳嗽还没有好，有时候咳得直不起腰。

    “您去看医生了吗？”伊洛娜问。

    “看了。医生说是肺的问题。”

    “肺的问题？什么问题？”

    “他说要再检查。”贝尔塔挥了挥手，“不说这个。稿子我发了。你做好准备。”

    “什么准备？”

    “被骂的准备。”

    报道发表后，果然引起了轩然大波。有人写匿名信骂伊洛娜是“皇帝的敌人”，有人威胁要“教训”她，还有人在报社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，上面画着一个女人被吊在绞刑架上。

    伊洛娜把那些信和那张大字报都锁进了抽屉里。她没有害怕，只是觉得悲哀。

    悲哀的是，说真话的人，比说谎的人更危险。

    雅各布在七月底收到了莱奥的一封信。信比之前的长了一些：

    “雅各布：

    伊洛娜来过的里雅斯特了。她住了三天。我给她看了海、港口、渔市。她说海很好看。我也觉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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